摘要：2025年，中国财富传承进入“觉醒之年”，民营企业家、高净值人士及普通家庭均面临继承焦虑。典型案例如宗氏家族信托争议、爱马仕继承人被骗事件揭示了传承风险。数据显示，1998年有32%的城镇集体企业存在产权归属争议；当前A股近4000家为民营上市公司；中国家庭持有超300万亿市值的房产及超160万亿的居民储蓄存款，均面临传承课题。家族信托制度自2018年明确定义后逐步发展，2023年提出“家庭信托”概念，2024至2025年多地开展不动产或股权信托登记试点，普惠性增强。
线索：
* 风险分析：
1. 民营企业结构性风险：历史遗留的产权争议、粗放的“夫妻店”“兄弟帮”股权结构易引发治理失效，且难以抵御创始人婚姻变故、代际冲突等自然人风险。
2. 公司治理与传承脱节：企业过度依赖创始人“家长文化”，未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科学的传承规划，在产业转型期风险加剧。
3. 普通家庭传承风险上升：继承纠纷、婚姻风险增加，养老储备压力（尤其对80后、90后）与财富定向传承需求并存。
* 机会分析：
1. 制度化工具有广阔空间：以信托为核心，结合遗嘱、保险的财富传承方案，从服务高净值人士向普惠家庭延伸的需求明确。
2. 专业服务需求激增：围绕家族信托、家庭信托、意定监护、税务规划等领域的专业法律、金融顾问服务将迎来发展。
3. 金融产品创新机遇：针对中等财富家庭的、门槛更低的传承型信托产品及配套金融服务存在市场潜力。
4. 长期行业利好：巨量存量财富的传承管理需求，将为财富管理行业带来长期、稳定的业务增长点。
正文：
自2025年起，中国的财富传承领域进入了一个被称为“觉醒之年”的阶段。无论是民营企业家、高净值人士，还是普通家庭，普遍面临着财富与事业如何传递给下一代的焦虑。年内发生的宗氏家族信托争议、爱马仕继承人被骗取巨额财富等真实案例，凸显了财富传承过程中的典型风险。这些风险涉及亲情与利益的平衡、代际交接、私人财富与企业法人的关联、本土与离岸安排，以及家族与社会利益相关方的协调。以宗庆后遗产和娃哈哈股权为代表的司法纷争尚未终审，相关博弈仍在持续。众多知名企业的传承难题和普通家庭的遗产纠纷，共同折射出中国社会在财富传承问题上集体性焦虑与共鸣。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冲击、产业与科技转型、家族代际传承过渡这“三期叠加”的宏观背景，使得财富与企业传承的局面充满变数。这既带来了紧迫感，也促使企业家群体需要增强传承接班的系统性与科学性思维。然而，部分企业家在面对传承这一“必答题”时，仍存在两种状态：一是“无知无觉”，即对遗嘱、信托、保险等身后事采取回避态度，往往“谈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二是“半知半觉”，即在传承规划上“遇人不淑、见事不明”，由于过往的成功经验而自信，难以信任并长期托付独立、专业的家族办公室团队。大型金融机构虽有信用优势，但作为“卖方”难以集中资源为单一企业家提供周全、长期的陪伴式传承方案。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是许多企业家的传承追求。但现实中的诸多波澜，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传承中存在的三大迷思：
第一，历史遗留的股权争议。20世纪80年代，许多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与国企或集体企业存在投资或“挂靠”关系。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1998年一次全国范围的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显示，当时有32%的企业存在产权归属争议。
第二，股权结构简单粗放。80年代起，“夫妻店”或“兄弟帮”等家庭成员直接持股模式普遍。这种结构在当时具有合理性，但随着时代发展，其弊端显现：一是在产业转型期，可能导致决策封闭与战略短视，引发公司治理失效；二是随着创始人年事已高，其个人的传承危机、婚姻变故、代际冲突及公私债务混同等风险，会直接冲击公司经营的稳定性。血缘关系能凝聚创业团队，但难以替代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企业家复杂的婚姻史。在现代社会，所有子女继承权平等是法治精神体现。企业家的婚姻与子女结构直接关系到企业股权和家庭财富的继承与分割。简单粗放的股权安排遭遇复杂的情感婚姻关系，已成为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重大风险之一。
随着创始人步入老年，企业必须摆脱对“家长文化”的依赖，回归战略规划、产品创新和制度治理。实现企业的有序接班和财富的安全传承，必须依靠以信托制度为核心的家族与企业治理架构。财富传承需要依靠阳光下的制度。
数据显示，中国正处于私人财富积累的高峰期。A股市场近5500家上市公司中，民营上市公司近4000家。同时，中国家庭持有市值超过300万亿元的房产以及超过160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这些巨量的存量财富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都面临着如何有序传承的时代课题。对企业家而言，财富能否长久并发挥正向作用，取决于两大转型：一是从依赖“个人英雄主义”转向依靠“制度主义”；二是从强调“家族控制”升华至注重“社会贡献”。企业的有序传承关乎大量家庭的就业，也是科技创新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对普通家庭而言，朴素的愿望是将财富顺利留给子女并保持家庭和谐。每个普通家庭的和谐传承，都在微观层面促进着社会整体的和谐。
财富传承并非少数人的需求。普通家庭的继承纠纷、婚姻风险近年来亦呈上升趋势。这要求加强财富传承与风险管理理念及工具的宣传普及，推动信托制度、遗嘱和保险在老龄化社会的科学应用。普通人更需要以“制度的冷峻”来防范“人性的幽暗”，例如通过设立生前遗嘱、意定监护、家庭信托、指定保险受益人等方式，让财富成为维系亲情的纽带，而非导致家庭矛盾的根源。
普通家庭也应多管齐下，为应对家庭财富传承的集中性风险做好准备：一是倡导树立遗嘱意识，将其视为重要身份文件；二是80后、90后需及早进行养老储备，应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压力；三是建议从50后到90后的人群，学习了解家庭信托和人寿保险在风险转移与定向传承方面的基础作用，将“家庭信托+人身保险”作为财富传承的常见配置。
中国本土家族信托经历了十二年的发展。信托制度对于高净值人士和普通家庭的普惠性正逐步深入：2018年，官方文件首次明确定义家族信托并设定了1000万元人民币的门槛；2020年，《民法典》对遗嘱信托作出了界定；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信托三分类”中提出了门槛为100万元的“家庭信托”概念；2024年底至2025年，北京、上海、杭州、广州、厦门、天津、南京、苏州等地先后开展了不动产或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为普通家庭利用信托制度进行房产的风险隔离与定向传承开辟了更普惠的空间。
财富传承的顶层治理需要以金融为工具、以法治为基础、以文化为内核。而其源头，在于财富拥有者自身的科学认知。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家族传承不在于浪漫的誓言，而在于严谨的法律条款；信托制度并非爱的反面，而是基于对人性深刻理解的制度安排。审视各类传承争议案例，结论在于：人无完人，但制度可以力求完善；血缘关系可能发生变化，但健全的制度能够持久有效。唯有依靠阳光下的制度来弥补人性的不足，方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实现家业的平稳传承与历久弥新。
发布时间：2026-01-01 12: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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