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指出，欧洲因缺乏“创造性破坏”而导致竞争力不足，这一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尤为紧迫。欧洲在人均收入、数字平台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落后于美国和中国，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要提升竞争力，欧洲必须加速创新，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一体化市场、创建鼓励长期风险的金融生态、在关键领域推行产业政策，并辅以“灵活保障”模式等社会配套政策，以帮助劳动者适应转型。
线索
投资机会：
1. 人工智能与前沿科技： 文章明确将人工智能定位为创造性破坏和经济长期增长的“倍增式强劲驱动力”。若欧洲采纳建议，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太空和能源转型领域将涌现大量投资机会，特别是那些能够挑战现有格局的创新型初创企业。
2. 风险投资与金融生态： 报告强调需要创建一个适宜的金融生态系统，引导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承担长期风险。这意味着欧洲的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PE）市场可能迎来政策红利和资本扩容，为投资者提供进入高增长潜力企业的渠道。
3. 产业政策受益者： 欧洲若转向实施有利于创新和竞争的产业政策，国防、太空、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将直接受益于政府投资和订单，其长期增长前景将得到改善。
潜在风险：
1. 改革停滞风险： 欧洲长期被视为“监管巨人”，结构性改革可能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如果提出的三大关键进展（市场一体化、金融改革、产业政策）无法落地，欧洲的经济停滞和竞争力下滑趋势将持续，投资环境将恶化。
2. 社会动荡风险： “创造性破坏”必然导致部分行业和岗位被淘汰。如果“灵活保障”等社会配套政策未能有效实施，可能引发强烈的社会抵制和政治反弹，从而中断改革进程，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
3. 执行效率风险： 即使政策方向正确，欧盟复杂的决策机制和各成员国间的利益协调可能导致政策执行缓慢。在美中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欧洲可能因“起大早，赶晚集”而错失技术革命的窗口期。
正文
欧洲的经济活力不足被认为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自本世纪初以来，关于欧洲增长前景的讨论持续不断，而进入20年代后，俄乌冲突暴露了其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美国政府的更迭也促使欧洲重新思考其未来的繁荣与安全。同时，随着美国和中国在人工智能这一被视为下一代通用技术的领域展开竞争，欧洲缺乏活力的状况变得更加突出。
问题不仅体现在欧盟与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上，更在于欧洲在科技领域的长期落后。在数字平台经济、人工智能、新太空竞赛以及其他对21世纪竞争力和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欧洲几乎都缺乏全球公认的领军企业。
由于高度依赖外部先进技术，同时自身增长不足以支持战略目标和偿还未来债务，欧洲成为了一个需要“创造性破坏”的典型案例。创造性破坏是指创新性的新挑战者取代生产力较低的企业。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点，经济增速的逐步下降可能只是问题的开始。
尽管欧洲在贸易和监管方面取得了成功，但除非它能以与美国、中国等国家相同的速度和规模进行创新，否则将处于弱势。人工智能除了能提供广泛的服务和发挥传统生产功能外，还有可能产生新的知识和想法，因此可能成为创造性破坏的强劲驱动力，并最终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一个经济体越接近技术前沿，前沿性创新就越重要。增加研发投资是产生突破性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并不充分。正如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中所强调的，欧洲需要在三个主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否则将停留在中等技术程度的渐进式创新上。这三点包括：消除阻碍商品和服务市场完全一体化的所有障碍；创建一个鼓励企业承担长期风险的适宜金融生态系统，从风险投资和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入手；在能源转型、国防、太空（包括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推行有利于创新和竞争的产业政策。
欧洲常以实施竞争政策为理由回避产业政策，并且在强调内部现有企业之间竞争的同时，很少关注新玩家的进入以及来自欧洲以外（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竞争。然而，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新创新企业的进入，正是欧洲加快自身发展所需的创造性破坏的核心。本世纪初，经合组织的朱塞佩·尼科莱蒂和斯特凡诺·斯卡佩塔的研究指出，企业更替（即新的创新型企业取代效率较低的老企业）在美国生产率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欧洲生产率的提升则大多发生在现有企业内部。欧洲当前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基本差异。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欧洲需要更新其经济指导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将欧洲变成了“监管巨人”和“预算侏儒”。首先，在执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预算赤字的限制时，政策制定者不应再将促进增长的投资与各类经常性公共支出项目（如养老金和社会福利）混为一谈。其次，政策制定者应允许实施各类管理得当的产业政策，尤其是那些有利于竞争和创新的。最后，只要各成员国能在管理自身公共开支框架方面表现出纪律性，就应当允许欧元区国家集体借贷，以投资于新的技术革命。
在欧洲推动创造性破坏和突破性创新，还需要配套政策来帮助劳动者从落后行业转移到更先进的行业，并对结构性改革的短期受损者进行补偿。为此，一种被提倡的模式是丹麦式的“灵活保障”，即国家在失业工人接受再培训和再就业期间支付其工资。这样的措施被认为是应对一场人工智能驱动的工业革命所必需的。
约瑟夫·熊彼特，一位欧洲人，最早认识到创造性破坏对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如今的欧洲人要想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中实现繁荣，就必须接纳创造性破坏，并使其具备包容性并为社会所接受。
发布时间
2025-12-15T20:44:4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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